实际上，能够在战争中担任主帅战车上的御者、车右一职的，无一不是在本国政治舞台上拥有着尊贵身份。比如再看齐国与晋国在鞌地的一场战争，为双方主帅驾车的邴夏、解张，分别是齐国和晋国的大夫，双方主帅之车上担任车右一职的逢丑父、郑丘缓，同样是在本国身居大夫高位。
御者、车右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战功赏赐方面。比如关于春秋时期晋国赵夙、毕万两个人的晋升记录：
晋侯作二军， 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 还，为太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左传》）
在随同晋侯出征过程中，赵夙负责驾车，毕万担任车右一职。当打了大胜仗之后，晋侯论功行赏，不但分别赏赐给赵夙和毕万封邑，还将他们提拔为大夫，此赏赐力度不可谓不大。虽然没有细说这二人在征伐中的具体表现，但由此赏赐力度也能看出，御者和车右对取得战争胜利起到的重要作用。
与御者、车右的相关因素，对春秋时期车战胜败起到了重要影响
在《左传》等史籍中，关于春秋时期发生的较为重大的争战描写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了对御者、车右的形象刻画，并将他们的言行，与战争的胜败进行联系。由御者、车右之职责，以及他们在春秋车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可以对当时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加以分析。
地形因素对车战的影响：
有利的地理环境，使御者的自身技能得以发挥，从而影响了车战的胜败
春秋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心，多集中于黄河中下游的平原地带，诸侯之间的争霸，多发生在这种有利于战车驰骋纵横的地域内。同时，战场的覆盖面也相对较小，主要在两国的边境处，在战车的冲锋下，多在较短的时间内决出胜负。
比如在春秋时期的几次重大战事，都发生在平原地区。齐国和鲁国的长勺之战，发生在长勺，即今天的山东莱芜以北；晋国和楚国的城濮之战，发生在卫国城濮，即今天的山东鄄县西南 ;以及后来战国时期齐国和魏国的桂陵之战，发生桂陵，即今天的河南长垣西北；等等。
在先秦兵书《六韬》中，就指出车战中“贵知地形”的重要性，并列举了容易导致车战失败的十种“死地”：“往而无以还者，车之死地也；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也……此十者，车之死地也。”比如地面有积水、土面泥土粘滞等情况，在车战中都属于“死地”，要尽量避开。
在作战中，御者的作用，就是使战车不但要避开“死地”，还要为指挥官、车右创造有利的进攻时机，这样才能发挥“乘”这种作战单元的威力。要达到良好的协同作战效果，就需要御者具备较高的驾车技能，比如前进、后退、左旋、右旋等动作，如果不能娴熟地应变战场上的突发情况，必然也会影响到车上指挥官和进攻主力车右的作用发挥甚至生命安全，也就会影响到整体战局的发展。
比如在晋国和秦国的一场战争中，晋国国君选定了大夫步扬为御者，为自己驾戎车。大夫庆郑就对步扬驾驭非本地之马提出了担心：
今乘异产以从戎事…… 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左传》）
庆郑所担心的，是步扬在驾车时出现不能根据战场变化而前进、后退或转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晋国国君必定悔之晚矣。
而战事的发展，正如庆郑所料。秦晋两国正式在韩原开战后，晋国国君所乘的战车，在关键时刻陷进了泥泞里，在原地打转不能出来，“戎马还泞而止”（《左传》）。晋国国君因此而成了秦军的俘虏，“秦获晋侯以归”（《左传》）。
由晋国国君被俘、晋军失败的原因可以看出，战车的失利，在春秋时期的战场上直接影响了整场战争的成败；而战车的作用发挥，则直接与地形和御者相关。
指挥者号召力对车战的影响：
御者、车右对于指挥者的协助指挥身份定位，使作战单元的协同作战能力得以发挥，从而影响了车战的胜败
《左传》中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戎”即是战争。在征战之前，对于确定由谁担任御者、车右这样的大事，都要以占卜的形式来确定。
比如上述晋国与秦国在韩原的交战，战前就对由谁担任车右一职进行了占卜，“卜右，庆郑吉”（《左传》），占卜的结果，是庆郑适合担任，为吉兆；但晋国国君不太喜欢庆郑，就没有按照占卜结果进行任命，而对随后的战败结果之记录，也能看出当时记录者在对晋国失败原因进行分析时的导向。从该事件中也能看出御者、车右之职在国君心目中的重要份量。
再如另一场发生在公元前589年的晋国与齐国战争中，《左传》中记录了御者、车右决定战争胜败中的作用。在此次交战中，晋国的主帅是郤克，为郤克驾车的御者是解张，车右是郑丘缓。
双方开战后，主帅郤克被箭射中，流血不止，依旧忍痛击鼓，实在忍不住了，说道：“余病矣！”这时候，御者解张怕主帅泄气，在一旁打气：“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意思是说，我也早就受伤了，手肘流出的鲜血染红了车轮，战事到了如此关键时刻，哪里敢说“病”字？您还是忍痛继续指挥作战吧！车右郑丘缓也在一旁说：“自始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意思是说，自打开战，每遇险阻我都不畏生死下去推车，您难道看不见吗？您却说“病”！也是对主帅起到了激励作用。
御者解张接下来的话，进一步诠释了主帅之战车在发挥作战单元攻击实力中的作用：“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就是说主帅之战车上的旗鼓，是整个军队的指挥中心，决定着全部兵士的进退；车上的指挥者，不能因为个人身体之痛而置胜败大事于不顾，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发挥主帅之指挥作用。
御者解张不仅用语言激励主帅，而且用行动予以协助：“左并辔，右援枹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他用左手把控着缰绳，腾出右手来，替主帅敲起战鼓，鼓舞晋军士气。驾车战马狂奔起来，晋军紧跟着主帅之车冲锋，一举将齐军冲垮，“齐师败绩”。
在这场战争中，主帅战车上发生的御者、车右与主帅之间的对话和行动，可以看出御者、车右在作战现场所起到的协助指挥作用；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他们所发挥的作用，这场战争就应是另一种结果。
战术应用对车战的影响：
御者、车右所具备的个人综合实力与忠诚度，使作战策略得以实施，从而影响了车战的胜败
在春秋时期的诸侯争战中，还存在着周礼制度中的礼义道德约束，正如 《司马法》所言： “成 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按照当时的作战规则，只有当双方列好作战阵列后，才能开战。
比如发生在公元前638年的宋国与楚国之间的战争，宋国国君没有趁楚军渡河的时候进行攻击，而是等到楚军全部渡河完毕、列好阵势后，才下令向楚军发起进攻。虽然此战以宋国失败告终，但也从中反映了当时中原诸侯在车战中对“礼”的重视。
所以也能从中看出，春秋时期车战中所运用的战术，是与当时对“君子”的定义相一致的，比如讲信用、讲仁义等，即《左传》中记载的宋襄公之言：“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意即在战场上不伤害已经受伤的人，不俘虏上年纪的人。
在这样的作战环境下，相当于主帅之重要助手的御者、车右，想要在战场上发挥决定胜败的作用，不但要具备高超的驾车、作战等实战技能和超常勇力，还要具备深厚的礼仪文化底蕴，对双方作战、两国外交等相关之“礼”能够熟知并运用到实战中。
比如在晋国与楚国的一次战事中，正因楚国主帅之车上的戎右（即车右）摄叔熟知礼法、善于言辞，才解除了楚军被追击的危险。据《左传》记载，此次战役是楚军失礼在先：
楚子又使求成于晋，晋人许之，盟有日矣。楚许伯御乐伯，摄叔为右，以致晋师，许伯曰：“吾闻致师者，御靡旌摩垒而还。”乐伯曰：“吾闻致师者，左射以菆，代御执辔，御下两马，掉鞅而还。”摄叔曰：“吾闻致师者，右入垒，折馘，执俘而还。”皆行其所闻而复。
楚国与晋国已经定好了会盟的日期，但楚军又临时做出了向晋军挑战的动作：楚军的主帅乐伯射杀晋人，戎右摄叔杀入晋营，抓了晋军俘虏出来。如此一来激怒了晋军，晋大夫鲍癸率领晋军追杀而来，楚国乐伯左射马右射人，使晋军不能近前。但箭的数量有限，仅剩一支箭时，乐伯将箭射向了一头麋鹿，让摄叔将麋鹿献给晋军主帅鲍癸。
看这位知礼善辞的摄叔，是如何说的：
以岁之非时，献禽之未至，敢膳诸从者。（《左传》）
这是向晋军示弱的委婉表达，意思是，因为今年还未到时令，应当献上的禽兽不能献上，谨以此物慰劳晋军诸位将士。而晋军主帅听闻此言后，感叹道：
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左传》）
也就是夸赞楚军的车左（即乐伯）精于射箭，车右摄叔擅于辞令，都可称之为君子。正是有了对楚军车右之言辞的认可，晋军才不再对楚军进行追杀，这与车右摄叔在实施示弱战术中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再如齐国与晋国的一场战争中，在齐顷公遇到被俘的危险时，在齐顷公车上担任车右一职的逢丑父，便与齐顷公换了位置。晋军追上来后，误将逢丑父当成了车上的主帅齐顷公，将其俘虏，而齐顷公刚得以逃脱。这一假冒战术的实施，也离不开车右对主帅的忠诚度。
结语
春秋时期的车战特点，使御者、车右在车战中具备了重要的地位，也对他们的个人综合能力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同时，正因御者、车右在车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使他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的结果；并且，影响御者、车右个人能力发挥的诸多因素，也同时成为影响这一时期车战胜败的重要因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